潮水回信

但知每一片波浪都從花蓮開始。 — 杨牧

三年之后，太平洋的潮水带来了回信。

一

三年过去了，即使我一个人又走过很多地方，也没再写过游记。高二那年冬天，我站在黄厝海滩向东展望，隔着窄窄的蓝色，金门岛在雾中若隐若现。可我不被允许造访对岸，只能把「金门一条根」当作一件遥远的伴手礼捎回家。我在那封信里藏了半句话：总有一天，我要重新回到对岸看看。

三年之后，我真的去了。这三年好像也没有改变太多，横亘在海峡中央的铁皮依旧矗立着，该死的政治，我绕了半个地球的路才能站在它的对面，我成为了台湾为数不多的「陆客」之一。

飞往台北之前的那一周，简直乱成了一锅粥。配料有：Fastmail 把我的邮箱封了；入台证一直在补件重审；我的论文 AI 率 95%，改到凌晨三点，卧室的灯突然爆掉了。第二天醒来，家里所有的空调和灯全都拉闸，我和电工一直忙到晚上十点。以及张雪峰猝然的离世，他的声音充盈着我整个高中；以及由于伊朗战争，我的股票持仓也跌到了谷底。

等电工修完电路，我坐在厨房煮泡面，看着鸡蛋沉入锅底，我想：我真的能在后天飞去台湾吗？

万幸我及时拿到了入台证，第二天一早，我带着一半满一半空的行李箱去了机场。在 Starlux 的值机柜台，工作人员端详我的护照很久。「先生，您这本护照进过水？」我尴尬地点点头。几个月前洗衣服忘了掏裤兜，它就这样在滚筒里自由了一个小时。她摸着皱皱的封皮，看着内页里全被晕染开蓝色印章。「不过信息页和芯片都没问题，我在很多国家都畅通无阻。」我这样解释道。但值机小姐姐不敢放行。她打电话请示经理，经理再打给台北移民局。我坐在柜台前的椅子上等了一个小时，看别人一个一个办理完手续走向出境大厅，我活像一件超重的行李。

实话说，我的内心是忐忑的。但是台北移民局带来了好消息，我终于拿到了登机牌。信步走向飞往台北的飞机！舱门关闭，飞机推出，我收到了 Fastmail 的解封邮件。至此，所有的困难都被化解了！

二

台北在我落地的时候正下着小雨，是我喜欢的舒适的好天气。

上一次落地台北也是雨天。那时候是 2019 年，我刚上初中，是跟着妈妈和姥姥的环岛旅行。七年过去了，姥姥自那之后身体就不好了，再也没出过远门。两岸旅游冻了又化，新冠疫情来了又走，我从初中走到大学。而这次，台北的雨里只有我一个人。

我乘坐最后一班机场捷运到台北车站，打了一辆计程车去酒店，司机便成为了第一个和我打交道的台湾人。他听出我的大陆口音，聊起他在上海经商的二十年，说他到上海的时候东方明珠才刚落成，整个浦东还是一片工地。二十年转瞬即逝，大陆日新月异，可是台湾似乎一切如旧。我也观察着台北的一草一木，我看到了不同角度的台北 101，模糊的记忆渐渐清晰。

在台北的每一天我都没有计划。我从小就是一个很拖延的人，导致在整个旅行中，很晚起床之后都无处可去。高中毕业以后我一个人飞过很多地方，每次都这样不假思索地上路，随机地探索城市。

我先去了中正纪念堂，看了宪兵换岗，自由广场上有很多白人观光客，只是严肃地看着鹤步云手，不知人来人往中，是否知道参访对象何许人也？而后去了台大，在椰林大道上走了很久。校园里好多自行车，穿梭在椰子树影和杜鹃花丛之间。我排好长的队买了一个松饼，甜腻腻的。然后坐在长满爬山虎的楼前，看着我的「同桌」在静静地读书。

简媜写过一句话：「我们不要在这里，跟我回去十八岁，躲到台大校园杜鹃花丛下，不要被命运找到。」我想弄清楚一件事：真的来到这里就可以抵御命运的薄情吗？可是当我来到这里的时候已是四月。椰林大道旁的杜鹃已经谢了不少，我已无处可躲。

我一个人逛着台北，可是这座城市真的不会让你独处太久。

第二天下午一点多，我走进松山车站附近巷子里一家牛肉面店。门脸是敞开的，一口大锅热气蒸腾，直贴着街面，牛肉的香味直溢到马路上。店里只有我一桌食客。大姨笑盈盈地把点餐纸递过来，一边下着面条一边问我从哪里来。

我答大陆。

「大陆」这两个字在台湾街头像一把钥匙。每次说出口，对面的人眼睛都会闪一下。大姨的好奇心被勾起：「大陆来的啊？你怎么过来的呀？现在还能过来喔？」

我答在海外工作上学就可以来。她说前两年连来台湾读书的学生都变少了，说她儿子的同学里有个江苏女生毕业之后回去了，再也没回来。

我说接下来计划去花莲。

她停下筷子看我：「巧喔，我清明节也要回花莲去！我就是花莲人。」

我说我要去花莲看海，花莲的海很美。

牛肉面很美味。但是吃完了就没把大姨的话放在心上。接下来两天我再去找这家店，门口贴着「店休」，牛肉面的味道从巷子里消失了。我才意识到她是真的回去了。那天下午她给我下的那碗面，成为了我在台北吃的最后一碗面，真的好好吃。

吃饱了就去西门町附近 Citywalk。 到总统府前面我迷路了，站在路边反复刷 Google Maps。马路对面两个宪兵持枪站哨，其中一个的目光一直跟着我。我只是找不到路而已。

之后就去了宁夏夜市。在一个凤梨酥店里，大姨一个接一个开包装给我试吃，吃得我没办法拒绝。她一边夸我一边讲她家的凤梨酥都是手工制作，马英九也是她家常客。我一路点头一路试吃一路心想完蛋了我走不掉了。结账五千台币我狂找理由最后少买了不少东西减到三千。这些凤梨酥和蛋黄酥填满了我半个箱子，是此行最「贵」「重」的伴手礼了。

有一天出门经过松山车站的地下通道，隐隐约约听到有人唱歌。我仅仅花了 0 秒就听出来唱的是孙燕姿的《雨天》，我急忙循声而去，站在向上的自动扶梯上，声音越来越清晰。我站在不远不近的扶梯口听完了整首。

我似乎是唯二的听众。除了我还有一个小女孩坐在前面。一曲作罢，歌手她向我打招呼。我害羞地用我那扭捏的台湾腔跟她说：「很好聽欸。」

她笑着说谢谢。

我后悔什么都没做，扭头就上了电扶梯。她继续唱着，声音又慢慢远去了。

我在松山站喝了数不清多少次的「濃厚芋泥鮮奶」。都是同一家店，无论是早上出发还是晚上回来，都会在这里买一杯外带。鲜甜的芋头颗粒和带微微冰沙的鲜奶融在一起。甜度是没得选的，因为全都天然地来自芋头。喝多了喜茶那种配料丰富的茶饮，反而是这样一杯极致简单的芋泥鲜奶最让我魂牵梦萦。离开台湾一个月了，我在哪里都没找到一样的味道。

三

在台北的最后一天留给了故宫。出门随便打了一台计程车，一上车我就愣了，司机的口音不太对。

台湾人说话有那种把字音尾巴微微上扬再收回的柔软，他没有。他说话硬邦邦的，还有这片土地极少听到的卷舌音，有一种我太熟悉的北方味。我一开始甚至怀疑是不是真的遇到了台湾新闻中的「中共间谍」。

没等我话说完，他先开口了：「你是马来西亚人？新加坡人？我真的好久没听到这么标准的汉语了。」

我来自大陆，我说。他惊叹：「少见！不容易！幸会幸会！」

何谓「标准」的口音？我心想，难道我们不应该是因为习惯了各自的语言环境，从而互相觉得对方「不标准」吗？

我问了这个问题，司机的回答令我诧异。

「朋友啊，我父亲来自北平。你的口音就是我从小听到大的乡音，再标准不过了。阔别许久，你令我感到亲切。」

哦！他说的是「北平」，不是北京。他嘴里的地名停在他的家人离开的那一年。他说他的父亲是北平人，母亲是江苏人。他还说他这一辈子都没有到过对岸，等着退休之后过去看看。

20 分钟的车程里我们聊了好多。他向我打听大陆的教育制度，最后我们发现没什么不一样。他对故乡的想象停在了他父母的描述里，从来没有亲眼看过那片他被告诉「是你家」的土地。

「欢迎你来大陆玩哦！」说完这句话我就下车了。在故宫门口，我回头看他把车开远。我上一次读余光中「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」是在小学语文课本里，那时候还不懂，天真地以为只是一个老先生的怀旧抒情。如今站在故宫门口目送一辆出租车汇入车流的时候，我第一次觉得「乡愁」是多么无能为力的情感。海峡很浅，但始终阻隔着一代人，永远也跨不回去。

故宫里走了三个小时。最著名的翠玉白菜出差了，没看到。我在展柜前趴了很久的是肉形石，和一件核舟记的微雕。从故宫出来后去了圆山饭店。因为杨德昌的《一一》，也因为它曾经是蒋介石招待外宾的地方。站在圆山饭店的大厅里，红柱金瓦，气派得像一个不肯谢幕的朝代。我什么都没做，只是沿着动线走了一圈，累了就在大厅里坐了一会儿，等时间慢慢走到可以去士林夜市的时候。

晚上从士林夜市回来后，我台铁坐反。发现的时候车已经开了两站。这个事情在日本也发生过，所以处理起来很熟练。我在一个不认识的站台下车，站在空荡荡的月台上等对向的车，等了十几分钟，还好是等到了。差点以为自己回不到台北了。

四

去花莲的台铁上，车窗左边是山，右边慢慢出现海。断崖和浪之间夹着一列火车，太平洋的蓝就翩跹在窗外。

中午到了花莲。市区比我想象的小，街灯稀疏，公路像波浪一样。天阴沉沉的，我搞不清它到底要不要下雨，天气全凭太平洋的心情。

下午我慵慵懒懒地去了七星潭。七星潭没有沙，是一条鹅卵石的海湾。侧面是一座大山，前面则是太平洋，远眺过去没有尽头。碎石头堆出了一整片海滩。石头被浪冲得圆滑，踩上去簌簌作响。

我坐在石头滩上，把包放在脚边。什么也不想。我一个人享受着整片太平洋，享受着不绝的涛声。

不知道是第几次一个人看海。在厦门，在热海，在大连，在亚庇。三年前在厦门时，我觉得孤独感是新鲜的、稀有的东西。我从小被围在班级里、被困在家庭里，一个人的机会少之又少。但现在我一个人流落在异国，做什么事情都只是一个人。我觉得孤独已经占据了我生活的每一个角落。我不再害怕它了，可能是我已经习惯与它共处了。无所谓，浩瀚的太平洋汹涌地面对着渺小的我，而我只是平静地看着它，相信潮水会带走一切。

我搭石头。找一块平的放在最底下，一块一块垒上去。压到第七块我站起来看，比我想象的稳。海风不小，却没有把它吹到。我又找了一块小的石头，小心翼翼放了上去，整座塔哗地垮了，石头滚回海潮里。

我没有再搭。而是坐了回去。

太平洋继续在我面前翻涌。我坐了整个下午，直到天空失去了光芒，海变成一片带着声音的、看不见的黑色。

三年前我写过：「把这封信趁着残存的暮光，邮寄给黑暗，让夜去读懂吧。」

夜似乎读懂了。它花了三年，用了一整个太平洋回了信。

五

第二天中午我从花莲坐区间车到新城车站。依然是什么准备也没有。

区间车是那种很古老的绿皮车厢，但座位是横着排的，像地铁。车穿行在山间，晃晃悠悠的，窗外的山和隧道交替闪过。到了新城站我才发现根本打不到车。小红书骗了我。

车站旁边有一家租摩托车的店，我走进去问能不能帮忙叫车。老板人很好，帮我电话联系了一台计程车，等车的时候叫我随便和他的猫玩。一只灰猫懒懒地趴在椅子上，坐在它旁边，看它要午睡没多打搅。

计程车来了，司机说他这几天拉了好几个去清水断崖的，都是大陆人。我笑了，说这是「小红书效应」。

去清水断崖的路上他跟我聊起为什么花莲不发展。

「你知道为什么花莲地震过后这么久都不修吗？蓝的啊。这里是蓝色区咯。民进党都小气种种啦。太鲁阁这里地震后路坍了，景区关掉，到现在还没修好，他们才不肯拨钱下来。」

他从后视镜瞄了我一眼。

「你们大陆那里一党执政喔？真羡慕耶。要修什么一下就修好了，效率很高。」

我在后座笑了一下，但没有接话。他想象的大陆和我认识的大陆不重叠。他抱怨的民进党和民进党宣传的民进党也不重叠。空谈政治是一件很愚蠢的事情。新闻中党派间的互相仇视，意识形态的对立，铁皮矗在海峡中间。可这一路上，可这一路上，并没有一个台湾人对我讲过政治的尖锐话语。他们只是问我吃了没有，一个人来怎么玩，要不要来一起吃个饭。人比政治温柔太多太多。

前面就是清水断崖观景台。天阴沉沉的。旁边是险峻的峭壁，仿似直插到太平洋里。海的蓝色分了好几层扑过来，最深层是忧郁的墨蓝，然后是温柔的浅蓝，最后化成白色的浪花慢悠悠地拍在沙滩上。

两个女生走过来，操着港普：「唔好意思，可以帮我们拍张照吗？」我帮她们拍了几张照片。拍完聊了几句，她们是香港来花莲旅游的学生。她问我要不要加 IG 哈哈哈。我说好。

后来去了崇德海滩。终于下起了小雨。整个海滩只有我一个人，和一艘搁浅了的破船。船已经生锈了，海浪特别汹涌，拍在碎石子上哗啦作响。我举着相机在全是碎石子的海滩上跑着，雨打进海里，打在镜头上，打在脸上。

从崇德海滩回来的路上，司机说他要吃饭，问我要不要一起。我说好呀。车拐进路边一个小店，类似于司机盒饭，自助餐，两个人夹了不少的菜。那个盒饭的味道完全就是我中学食堂的口味，就是有一种奇怪的甜。番茄炒蛋，火腿炒黄瓜，炸鱼排。这些菜几乎充斥着我的中学生活，再熟悉不过了。

晚上回花莲我想去逛夜市。打车到了才发现，因为下雨夜市全关了。饿着肚子的我走山路，上坡下坡，拐了好几个弯，找到一家麦当劳。坐在麦当劳里吃着韩风鸡腿堡，外面是花莲的雨。

六

在台湾的最后一日，我起得很早。直接从花莲去了桃园机场，在台北车站办理了值机，很方便。选乘了长荣航空的班机，希望在台湾多呆一会儿 –– 台湾的一切都太美好了，我是真的不舍得离开。

飞机起飞了。我看着台湾岛慢慢向后退去。

在无数次一个人的飞行中，我慢慢认出了一件事。

我很小的时候就被一个人留在家里面。那时候我不知道心里那把钝刀叫什么名字，只是神经紧绷，粘着门外的脚步声，满心期待地等一个开锁的声音。等我长大一点才知道，那把刀叫孤独。它在我还不会给它起名字的年纪就插进来了，等我认出它的时候，已经拔不掉了。

拔不掉的东西，慢慢就长成了身体的一部分。

它让我变成了一个过于敏感的人。我会在一碗牛肉面里吃出一个花莲人离家前的最后一顿。我会因为一个出租车司机说「北平」而不是「北京」站在故宫门口想很久。我会在松山车站的扶梯上被一首《雨天》拽住脚步，然后因为不好意思打赏而感到遗憾。我会在崇德海滩的雨里一个人举着相机在碎石子上跑，觉得这就是生命的全部意义。

痛苦催生了感知世界的力量。在本该懵懂无知的年纪感受到太多，只会感受到更多。于是我开始写字、拍照、听音乐、一个人飞往世界的各个角落，试图用这些东西承载一颗躁动又哀伤的心。

三年前我写给大海的信里说：「天空和大海，我想同谁倾诉？满心欢喜是藏不住的，但是孤单可以。」

在七星潭的那个傍晚，夜似乎读懂了。它花了三年，用了一整个太平洋回了信。

回信告诉我：你心里的那把刀，和你看见这个世界的眼睛，是同一样东西。你拔不掉它，也不用拔。带着它走就好了。

这份哀伤，是你唯一的行李。

带着它，继续走，走进下一个找不到答案的雨季。

（完）